《士与中国文化》：千古伤心文化人

《士与中国文化》

        书       名：《士与中国文化》
        作       者：余英时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01月
        书       号：9787208042896
        定       价：63.00元

        作者简介：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内容提要：本书集结了十二篇历史研究的专论，其主要的对象都是“士”。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这里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这几篇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全书因此定名。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媒体评论：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最先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因为读了他和刘斯奋关于陈寅恪的论争文章，而促使我们对其再认识则是因为读了这部洋洋六十余万言的《士与中国文化》。

        与1987年的初版比较而言，此次《士与中国文化》的再版“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余英时语）。其他仍袭旧版，此不赘言。欲为方家，不惟腹笥充盈、学养丰赡，还应自出机杼、独成一家。否则，拾人牙慧、吮人余唾是没出息之举。余英时的部书中不少便是为人称道的不落窠臼之作。譬如，余英时在书中极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则属言之有理。因为“知识分子”一词是1898年在著名的德累福斯案中由克里孟梭所首创，中国古代的士是绝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因此对“知识人”的提法是赞成的。如，在第二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一文中，余英时说道：“……可见在帝王眼里，像司马迁这样的文史家也不过和倡优差不多，可以加以戏弄的。司马迁之所以特立《滑稽列传》正有其身世之感。”这使人想起了刘宗迪先生在《知识分子和俳优》所言的“俳优们的装疯卖傻、装腔作势、谑浪笑傲、油腔滑调等等，与其说是世故滑头，不如说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基础上的明智选择”。两相印照，读者耳目一新之余也会不胜唏嘘。

        有宋一代，王安石等汲汲于“得君行道”，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矢志行，“以天下为己任”自许。而到了明朝中后叶，王守仁及其门人却“不出其位”，转重于“百姓日用之道”。究其因，余英时解释为：元代以降“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兼以十六世纪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等社会变迁的因素。因此宋明理学不能一概而论。诚然，这种灼见确属肯綮之谈。子尝言：“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果真如此吗？如果把这部《士与中国文化》和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结合起来读，就让人不免寄感遥深了。抗战后期，田汉先生为抒发胸中积郁，曾写道：“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

        聒噪至此，其实殆为他山之石也。

        书摘：

        前面说过，士人与其宗族的关系，自武帝以后便日深一日。这种密切的宗族关系，在动乱之世表现得更为显著。此观当时起事者多以宗族为基础之事实即可了然。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参加者，事败亦不能免于祸。邓晨响应汉兵，及汉兵败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人汤镬中？（按邓晨娶光武姊，故云。）’晨终无恨色。”（同书本传）彭宠尝有大功于光武，后复叛之，事败遂“夷其宗族”。隗嚣季父崔闻更始立，亦欲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同书本传，又《后汉纪》卷一）赵孝良王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同书本传）盖当时整个宗族的祸福相依，无法分开，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动向势必牵连及于全族。而族人为自身的利害计，最后亦惟有出诸支持一途。此所以刘良虽反对侄辈之举，终“不得已”而从军；隗嚣虽不赞成叔父之谋，也还是卷入了漩涡，且成为领袖人物也！

        尤有进者，当时的宗族关系尚不止于一姓，父族之外，往往扩大至母族与妻族。地皇四年王莽诏已云：“刘伯升与其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其后光武阵营中，如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又如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田戎据夷陵，其妻兄辛臣亦在军中，同为妻族之证。不仅此也，当时又有因争取宗族势力而交结婚姻者。早在王莽时，刘敞“欲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注引《东观记》曰：“敞为嫡子终娶宣子女习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二十余日义起兵也。”又延岑、田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同书《公孙述传》）田戎已有妻室而秦丰犹以女妻之，其以婚姻为交结之手段，尤为明显。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光武娶郭后，《刘植传》载：“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国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从这一条证据看，光武之定河北实颇得力于婚姻关系。鲍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田）邑悉系之”（《冯衍传》）。同传注引《东观汉记》载田邑致永书曰：“张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党。已收三族，将行其法。能逃不自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则妻党关系亦有凌驾乎本族之上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