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文学的巅峰之作《细雪》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又称耽美主义、新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日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认为：“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没有比谷崎润一郎更配被称为文豪的作家了。”所谓日本唯美主义，是指在20世纪初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处于全盛之时，作为与其相左的新生力量之一而蓬勃兴起的一种文学思潮。耽美派的最初本意是“反发暴露人性的丑恶面为主的自然主义，并想找出官能美、陶醉其中追求文学的意义”。耽美一词即是由此而来的。耽美在日文中的发音为TANBI，本义为“唯美、浪漫之意”。60年代以后，这个词逐渐从原意中脱离，变成了漫画中一类派生产物的统称，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BL（boy's love），描写男男爱恋的动漫（小说）作品。
具体到创作上，唯美主义文学多以江户情趣、异国情调为背景，努力宣扬一种唯美至上的享乐主义或世纪末的颓废思想，通常都无视思想、感情或精神而注重强调绝对官能主义。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们积极展开了他们各自的创作实践。
世界文学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唯美主义的易转化性。唯美主义好像总是像她的那群倡导者一样，命活不长，总不断地向恶魔主义或其他方向转化。
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是日本唯美主义三代表。荷风一直把润一郎看做是自己的文学后继。可是，润一郎没有继承荷风那种文明批判精神，而是始终一贯地固执于女性美至高无上，坚持着对于女性美的病态追求，沉溺在男性对于女性美之性无能的执拗。于是，从唯美出发，却走近了恶魔。从处女作《文身》和《麒麟》，经过《痴人之爱》、《春琴抄》等，到晚年发表的《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润一郎一步一步走向罪恶渊薮。这里一线贯穿的，是男性在女性美面前的爱慕、膜拜、倾倒和……无能。这里的男性，对于妖魔化了的极端女性美，是既殚精竭虑、拼命追求，又自惭形秽、畏葸不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形成并有所发展。日本唯美主义虽未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引起轩然大波，但其新奇性、偏于感觉、官能、情调的写作方式，为当时创造社的众多作家所接受。总的来说，有颓废感伤，变态的性享乐，以丑为美的恶魔主义倾向以及“肉体主义”和“肉感主义”的女性观等，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热”。
日本唯美主义开始在中国“走红”的1928年，恰是左翼革命文学在中国风起云涌并成为文学主潮之时，就左翼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质而言，日本唯美主义所包括的极端个人主义，颓废色彩和享乐倾向是与它格格不入的，然而尽管有人（如蒋光慈）公开表示了对“唯美派小说”的不满和挑战，但一些左翼文学家并不是把唯美主义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物来看待的。唯美主义的积极提倡者，如田汉等人，本身就属于左翼革命文学阵营。出现这种奇妙状况不是偶然的。因为，就总体而言，1928年前后到整个三十年代中期，也是欧洲唯美主义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鼎盛时期，左翼革命文学星期之时的所谓“革命罗曼蒂克”文学，其思想上的狂热偏激，性格上的浮躁凌厉，行为上的浪漫不羁，对既往文坛的恣意挑战，向往革命而又忘情于生活，都与唯美主义的标新立异，愤世嫉俗，狂热不羁，爱情至上有很大程度的相通和相似。事实上，当时中国译介者大都是以日本唯美主义的反叛性、新奇性、大胆性、先锋性为价值标准来肯定日本唯美派作家作品的。从1928年以后一直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或作品集就有十几个版本，成为中国译介最多的外国作者。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留日作家，特别是创作社诸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陶晶孙等人身上。他们大都是在日本大正年间留学日本的，大正年间正是唯美主义在日本文坛盛行之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唯。陶晶孙就曾说过：“创造社的新浪漫主义是产生在日本、移植到中国的。”？陶晶孙所说的“新浪漫主义”其实主要是唯美主义，因为在二十年代中期之前，唯美主义是日本唯一一个形成思潮流派，并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新浪漫主义”文学。周作人也早就看出了创造社作家与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相似之处，他觉得：“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总的来看，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主要是日本唯美主义和颓废伤感、变态享乐、“恶魔主义”和“肉体主”的一面。
这些来自日本唯美主义的影响，和西方唯美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其方式和程度是明显不同的。由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偏于强调感觉、官能、幻想和情调，所以没有形成象西方唯美主义那样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写出一篇集中阐述唯美主义创作主张的文章，他们的主张大都是在具体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谈到或在人物形象中体现出来的。谷崎曾以“思想不具者”自许，更有人把他称为“没有思想的艺术家”。诚然，西方的王尔德也排斥“思想”，甚至说过：“思想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东西，人们死于思想，正如死于其它疾病一样。”但是，王尔德的这 “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他与谷崎等人的耽美的感觉沉溺是有所不同的。日本的这种无理论、无思想的唯美主义，很难象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那样在中国产生理论与思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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